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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暴民政治”盛行的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初，很多人被处死或者予以流放的理由都是亵渎神灵，而苏格拉底也并无例外。公元前399年，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牺牲于他理想的国度。
2、审判苏格拉底的逻辑
3、公元前5世纪末旷日持久的战争，以雅典的惨败而告终，提洛同盟解散，公民死伤惨重，百业萧条。战后各邦对雅典做出了一系列的限制。
4、就城邦内部而言，两次寡头政变，大量人员被杀，政治动荡不堪，尽管民主政体最后恢复，因此设身处地来向，雅典公民对于寡头的敏感程度和容忍度降低是可以感同身受。
5、在政治角度而言，苏格拉底与这些寡头派关系密切，而其又对城邦的审判表示出来不屑的态度。所以，苏格拉底之死也有着某些必然因素在其中。
6、在这大概半世纪之后，一封控告词说出当年审判苏格拉底的逻辑，及注重学说主张宣教性的功用，而苏格拉底所招的学生及再传弟子中，就有那些有潜在寡头倾向分子。如亚西比德、克里提亚等也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
7、雅典人，你们将智者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不是由于他是推翻民主制的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特亚的老师吗？
8、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德和苏格拉底交往后使得城帮遭受了重大损失。
9、而苏格拉底确实有过对于当时民主政体的不满，他与柏拉图如出一辙地倡导贤能政治，评论过伯利克里津贴制度的弊端，拒绝过寡头政权的任命，这多少会有些令人不快。
10、用豆子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城邦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抽签的办法来雇佣一个妮手、或者借主是、或吹笛子的人、或任何其它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做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城邦事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
二、智者运动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冲击
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只要不见诸于行动，类似亚西比德率军远征西西里之前出现的那种名目张胆的破坏神像活动，思想上、言论上的非正统信仰还是可以被容忍的。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智者运动虽然没有颠覆雅典的宗教体系，但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些冲击。大多数的雅典民众在宗教上仍然很保守，类似苏格拉底审判的宗教指控往往都上层有识人士发起的，往往名不副实，出于个人关系或政治动机。
苏格拉底被指控引入的新神是他所声称的指引他行动“灵异”。知识分子并不会对于苏格拉底的新神引入活动有过多的抵触情绪，但是出于这样一个容易被煽动的民众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面对彻底终结的雅典帝国而造成的心理落差，雅典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必会变得猜疑且敏感。在公共场合倾听苏格拉底讲话的是那些出身富有的有闲阶层青年，整体而言富人倾向于寡头制。
雅典民众担心苏格拉底不仅会为早前的寡头派，更会给那些试图推翻民主制富人发动政变提供理论依据，是有一定根据的。他的指控和判罪在消敬御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种偶然性，并非苏格拉底哲学与民主政治文化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
三、公民大会上的质疑与反抗
早在荷马时代，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进入的“公民兵大会”或战士大会，并且它已经制度化，大会成员通过呼喊来表达自己肯定与否定的意见。后来，德拉古立法再一次确定了公民大会是能够携带武器的，这一规定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才被废除。
至此，公民大会真正成为全体公民的大会，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为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而公民大会被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从此，公民大会逐渐成为公民们参政议政和平民领袖们献计献策、斗智斗勇的最重要舞台。
雅典公民大会不仅是唯一的立法机关，而且具有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执法、行政、军事、财政、宗教事务的决定权。从公元前5世纪起，公民大会就经常受理涉及重要人物或高级公职人员的案件以及司法执政官提出的公诉。
对马拉松战役指挥米尔提太、萨拉米海战功臣提米斯托克利、著名政制家阿里斯提德、民主政治推动者伯里克利的审判都是由公民大会进行的、公元前406年8位将军（包括伯里克利之子）被判死刑（6人实际被处决）的悲剧都是由公民大会一手造成的。
如果这样的稿则事情能发生在伯里克利身上，其他人还有谁能幸免呢？
在公民大会上，由于大会拿岩辩论是必要的程序，并直接影响法案与政策的通过与否，同时也是公民政治上显露头角、树立威信的主要机会，因此活跃的政治家一定是雄辩的演说家。平民领袖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了许多公民没有想到的看法、建议以供公民进行政策选择。普通公民对许多事情毫无看法，遇到不合自己胃口的演讲时，往往用集体鼓噪、呐喊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雅典的政治领袖不具有明显的领导人特征，他们处在城邦决策程序中最初的一个环节。直接民主运行时，公民的集体意志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民主机构的正确运行，特别是在古典时代中后期对于政客和军事家的处置上，这两者的满意只是停留在过去，政客和将军必须长盛不衰，履行有时近乎癫狂的集体意志。而这么苛刻的要求近乎不可能，所以军事活动的实力往往就伴随着控告、流放与处置。
雅典人每天抱着幻想，会听到征服开俄斯岛和平定爱奥尼亚的消息，没有迅速获得所望的结果，他们全都感到焦虑难耐。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亚西比德处于缺乏经费的状态，……，迫得他要离开营地，到外面寻找钱财和给养来维持士兵的生计。这时发生的状况使他的政敌获得机会，成为用来指控他的最后一项罪名。这种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的政权运作机制，必然会滋生民众被情绪左右，草率行事，推卸责任。
这时候，佩西安那克斯之子攸里托里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提请大家对卡里森努斯提出控告，坚称他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他的动议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鼓掌喝彩。但是，大多数人不断地大声叫喊，说如果人民的任何意愿因受到阻扰未能实现，那可是荒谬绝伦的。
伯利克里之后的时代，平民领袖多是公民阶层，亦或是城邦的新型手工业者，而这个阶层分析问题不够全面却掌握财富与卓越的修辞技能来取悦民众。虽然雅典从梭伦改革以来一直致力于民众全面的民主参与保障了，但是业已被破坏的城邦精神就使得民众变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对于寡头派更加敏感，更容易被有心人所利用。所以直接民主的暴力机器却更加可怕的多。
报复变得比自卫更重要。先发制人，以反对那些正准备作恶的人和揭发任何根本无意作恶的人，都同样受到鼓励。
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呢？
他的一生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他总爱问问题，他被雅典的民主政府判处死刑。
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他戏谑道：没有什么制度比一个被盲众所操纵，为冲动所指挥的民主更滑稽的了；没有什么比让一群争论不休的人组成政府更可笑的了；没有什么比匆忙选举或处死将领更荒唐的了。
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雅典极端民主判处死刑。
罪名之一：不信奉雅典的神，崇奉新神。
罪名之二：他喜欢探讨各种问题，以此来蛊惑青年。
太阳下山之前，他饮下毒酒，慷慨赴死。
他的学生伤心欲绝，然而，苏格拉底却以一种以死为乐，向死而生的超然态度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在最后时刻，他呵斥哭的难以自抑的学生：“这奇怪的哭声是怎么回事，请你们安静下来，保持平静，因为我听说人应该安祥平和的死去”。
然后他用最后一丝力气向学生说出最后的遗言：“当药力到达心脏，我的生命就终结了。克利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匹耶斯一只公鸡，你能记得帮我把这债还了吗？”
学生哭着连连点头答应。
看到学生答应后，苏格拉底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诫大家，人要有自知之明。
苏格拉底认为：人最重要是去认识自己，不要去企图认识外部世界。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行为和内心的选择，因而他的哲学主题大多都是在探讨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等等。
还记得我们在小学时就学过的那篇课文《皇帝的新衣》吗？
请深思。
公元前399年春,时年七十的苏格拉底被雅典的统治者判处死刑.罪名：不敬神灵和蛊惑青年.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能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对现世法律所抱以的极大信赖和遵从感.正义的理念是法律的精髓,而这也正是法律统治臣民的理由.苏格拉底坚信他的城邦的法律也是正义的,是能给他清白的,也是值得让他遵守的.
所以,面对莫须有的指控,苏格拉底没有象很多人一样,逃往国外,而是接受了.在辩护中,苏格拉底大义凛然,刚毅不屈,驳斥了对他的指控,因而激怒了法官，最后被判处死刑。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的一个民众法庭以投票的方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他随后服毒而死,这年苏格拉底71岁.
苏格拉底是历史上第一位被判处死刑的大哲学家.他的死,震动了当时的希腊世界,也以它的悲剧色彩而震撼着后人的心灵.同时他的死也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人们不禁要问,象苏格拉底这样终生以讨论哲学问题为唯一乐趣,至多也不过是同其伙伴们闲谈形而上学的人,在后人眼里又是如此伟大的哲学家,是触犯了哪条法律而终受极刑的呢?而在雅典这样一个标榜自由和民主的城邦里（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一次著名的葬礼演说中即如此标榜过）,又何以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如此.
判决苏格拉底的直接起因是公元前399年三位雅典公民美利图斯（Mele-tus）,阿尼图斯（Anytus）和莱孔（Lycon）对苏格拉底提出公诉（按照雅典的法律,每个雅典公民都有权对危害雅典城邦的行为或个人凳隐没提出公诉）,指控他不敬神灵和毒害青年.一个由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在听取了双方的辩护和证词以后,以281票赞成,220票反对的结果判苏格拉底有罪,而处以死刑.
但是,学者们很难相信,就凭这样的两条并没有多少确凿证据的罪状便足以判处苏格拉底极刑,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刻的原因.然而至于这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却又各执一词.有人认为因为他在和同伴们的讨论中毫不留情地揭雅典社会名流们的短,而得罪了许多人.这引起许多人忌恨而最终引来杀身之祸,这种说法不无根据.在《申辩篇》里,柏拉图详细描述了苏格拉底如何为证实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而各处抨击雅典各界的名流,让他们丢尽了脸而终于遭到忌恨.也有人认为是出于政治报复.这同雅典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关联,到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在雅典已经推行了一个世纪,且深入人心.但在公元前5世纪末,却屡屡受挫.公元前411年,受西西里远征失败的余波冲击,雅典民主政治第一次被推翻,被一个四百人会议组成的寡头政府所取代,此后不久,四百人会议跨台,民主政治得以恢复.公元前404年,持续了几十年的枣纳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最终为斯巴达所打败,在斯巴达的操纵下,一个由30人执政的僭主政府上台,雅典民主政治再次被推翻.这两次颠覆活动,深深地震动了雅典公民.而在这两次的颠覆活动中,雅典反对民主政治的贵族们都充当了急先锋.这些人中有些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直接导致西西里远征失败而间接导致了第一次颠覆活动的雅典将军阿尔西比阿底斯（Alcibiacdes）携睁曾是苏格拉底最亲密的学生.他却背叛了雅典而投靠斯巴达人.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的领袖之一克里提阿斯（Critias）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事实上,苏格拉底周围也确实聚集了一批贵族子弟.他们中的许多都反对雅典民主政治（如柏拉图）.因此,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01年再度完全恢复以后,即把苏氏看做是罪魁祸首之一,而处以极刑.美国著名记者最近撰写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对这个问题再度作了探讨.他认为苏格拉底同雅典民主政治的矛盾,有其更深刻的原因.苏氏的判决,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学生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反动者,即是说,不是政治报复,而是因为苏格底的思想从根本上是同民主政治的原则相悖的.苏氏认为,统治一个社会的不应该是少数人,也不应该是多数人,而应该是“有智识的人”（色诺芬语）,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应该由那些知道如何管理的人来统治,由专家统治.基于这点,他不赞成所有现存政治制度,也包括雅典民主政制.这种思想,从根本上挖了民主政制的墙角.但是在雅典,任何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因而这种思想仍然得到容忍.然而,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由于雅典民主政治连遭挫折,民主派因而对反民主的思想越来越感到害怕,丧失了从意识形态上同它抗衡的信心,而终于采取了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极端措施,演出了这一幕悲剧.
当然,这些都是后人的分析,而在当时,人们也许确实相信,苏格拉底的过错是对神的不敬和对青年的毒害.至少陪审团里的501人中有大部分相信.阿里斯托芬在《云》一剧中也把苏格拉底描述成一个鼓惑青年的能手.
这可能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对当时人这样的想法,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
不过,即便如此,苏格拉底之死这个谜仍然没有完全解开.我们知道,苏氏有几次避免被判刑的机会,雅典的民众法庭的审判程序是这样的：在原
告和被告各自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之后,由陪审团投票表决被告是否有罪.如果表决有罪,再由原告和被告各自提出对被告处以什么样的刑罚,然后陪审团再次投票,选择其中比较合适的刑罚.而在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后,他本可以提出比较合适的刑罚,来博得陪审团的同情的.他可以提议流放,这是当时比较重的惩罚.但是苏氏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故意激怒了陪审团.他先提出自己应受的惩罚是由政府把他作为有益者供养起来,给他提供免费就餐（《申辩篇》）,而后又提出罚款3000德拉克马（古希腊货币单位）,但这也是一个较轻的惩罚,苏氏的弟子和朋友都劝他提出一个重的罚款,并主动帮他出钱,但苏氏都拒绝了.即使是在判决以后,他也有机会逃走,而且他的弟子和朋友们也安排好了.但他再次拒绝了.他自己选择了死,为什么呢?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无论怎么说,苏格拉底的死都是一个悲剧,或许是为思想而献身的缘故,他死得那么从容.服毒前他先送走了妻子和孩子,对他的弟子和朋友们说他不想看到他们哭泣的样子,想欣慰地去死.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他的弟子克里托（Crito）说的：“我还欠阿斯克里皮乌斯（Asc1epius）一只鸡,不要忘了还他.”
苏格拉底是被毒死的.据记载，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尽管苏格拉底曾获得逃亡的机会，但他仍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他逃亡后雅典将再没有好的导师可以教育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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